人糊涂的弄出了一个皇族内阁，但也还是扭扭捏捏的承认大清帝国要效仿德日进行社会改革了。

    至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之后，一度也是愿意接受共和派主导的社会改革的，只不过袁世凯很快就发现，共和派所谓的改革其实就是架空中央搞地方自治，这才有了宋案和二次革命，并搞出了大总统制度。

    而共和党所主导的社会变革就更加的激烈和彻底了，吴川先是仗着东北的地主势力较弱，靠着武力整合了东北的乡村经济，强迫着东北的大地主交出了大部分的土地，又从关内大量移民开垦东北的荒地，强行在东北制造出了一个国有农场和集体合作社为主导的乡村经济。然后以此为基础，快速的发展了东北的工业经济，从而稳固了共和党在东北的统治。

    有了东北这个稳固的根据地，入关之后的共和党在推动土地改革政策上就更加的坚决和不讲情面了。在关外，共和党还允许地主保留一部分土地建立私人农场，但是在关内共和党已经不允许地主保留土地所有权了，甚至还要求地主清退民国建立以来多收的地租和高利贷，并退回那些自耕农、贫农典押出去的土地。

    面对共和党在乡村掀起的土地改革风暴，各省的地主乡绅和有产者们，几乎都一边倒的支持了和共和党进行竞争的中华革命党。虽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也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要求，但是孙中山所主张的平均地权，平均的是土地溢价而不是土地所有权，这对于地主来说可比共和党的土地改革要温和的多了，共和党可是要求直接剥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对土地重新进行分配。

    凡是就怕一个比较，在没有共和党提出的土地改革政策之前，这些地主们觉得即便是把土地溢价分给贫农也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土地和溢价都是我的财产，凭啥分给外人，这不是抢劫吗？当初宋教仁在湖北等地提出平均地权的主张时，很是受到了一些地主乡绅的谩骂。

    但是等到共和党摆明了就是要从你手中抢夺土地的时候，这些地主们又开始觉得他们还是能够放弃一部分未来的收益，先保住自己现在手上的土地要紧。

    现在中华革命党如愿的拿到了总统的位置，也重新恢复了国民党的旧称，聚拢了过去离开的同志们，但这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如果国民党不能在接下来的社会变革中展现出领导当前社会变革的能力，那么地方上的地主乡绅们还有什么理由支持国民党。

    而想要和共和党争夺社会变革的领导权，光凭一个总统的名号显然是不够的，袁世凯顶着大总统的名号都无奈共和党何，何况是两手空空的国民党。因此想要和共和党争夺社会变革的领导权，就不能失去中国的人心，而中国的人心就在四个字：保家卫国。

    汪精卫、胡汉民等人的镇之以静，其实就是在消耗国人对于国民党的信心。一旦国人以为国民党和北洋都是一丘之貉，那么孙中山这个总理的位置能够坐多久？戴季陶是不敢去猜测的。

    只是戴季陶虽然看的很透彻，可他却真的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党内大部分同志对抗下去，在发觉张静江不肯出声支持自己之后，戴季陶便赌气坐回了自己的椅子。他心里默默的想着：“这国民党又不是我家的，我说了这么多也算是对得起总理了，要是总理听他们的不听我的，那就走着看好了，总有你们后悔的时候。”

    政学会的杨永泰旁观了半天，发觉众人虽然七嘴八舌的说了很多，但几乎都是空洞无物的言论，对于总统所面临的困局毫无帮助。他思考了一会，终于等到一个众人稍稍安静下来的时候出声说道：“虽说是镇之以静，但是我们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啊。至少也要给政府那边发文，要求他们给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出来吧。或者说，干脆把这件事交给冯督军去办，毕竟上海是他的管区么。”

    其他人听后都眼前一亮，立刻便有人轻轻鼓掌叫好道：“畅卿这个意见确实好，这办法正应该政府来想，我们总统府应当督促政府做事，这也是府院双方的职责不同么…”

    这场会议开了将近2个小时，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总统不适宜就虹口事件直接表态，以免得罪友邦，之后双方就这件事就更加难以交涉了。此外，总统府倒是可以出具公文，向政府质询虹口事件的详细经过和处理办法，以此向外界表明总统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做。

    散会之后，孙中山留下了胡汉民和张静江、戴季陶三人，他把三人引入了自己的书房进行了更加私密的谈话。进屋之后，孙中山便向着戴季陶语重心长的说道：“季陶啊，其实我还是挺赞成你的想法的。我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要是在这件事上装聋作哑，确实是要让人生起疑惑之心的。只是本党大多数同志都不能理解，我也不好违背大家的意思啊。不过，我看我这个总统也确实是要做一点事了，否则就真要被人当成庙里的泥胎木偶了。”

    戴季陶心中的一点郁闷顿时散去了大半，他赶紧向着孙中山回复道：“能够获得总理的认同，我就满足了。至于其他同志的想法，我觉得总理可以考虑但不能过于迁就他们了。若是事事都要照顾同志们的想法，那么到底是总理您是总统